把人拖到井台上，脊背冻结在地上，特务们竟然用铁锹把人铲下来

马冀北，曾任伪通化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安东教育事件发生时，他已被免职，但仍未能逃脱厄运。他被日寇从老家辽阳押解到通化，遭受种种酷刑折磨。在东北寒冬腊月天，马冀北被拖到井台上灌凉水，脊背冻结在地上，特务们竟然用铁锹把人铲下来，致使他皮肤全部脱落，其状惨不忍睹。又因马冀北耳聋，导致他受刑更多更重，最后惨死在狱中。

1940年伪满牡丹江高等检察院检察官、日本人中岛撤夫，在伪检察院旁边的车库里，把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仰面绑在长凳子上，绳子紧得都陷进了皮肤里。中岛用洗汽车用的软管把水灌进男子的肚子里，强迫他交代所谓的反满抗日罪行。

在通化，有位山东籍的中医，日寇在“扫荡”游击队时拾得一纸药方，随即把这位中医逮捕，认为他“通匪”。然后把他放在四面布满铁钉尖的木箱中，放在十字路口，叫来往的路人滚动，每滚动一次，人就在里面惨叫不已。如果路人不肯滚动，特务们则拳打脚踢。最后这位中医被折磨得惨死在木箱里。

1937年冬，在吉林市丰满水电站工地，日本警备队队长小宾下令，把逃跑后被抓回来的4名劳工装在麻袋里，袋口一扎，吊在萝卜窖大梁上，小宾和三个警备队员一人一个，用木棒不分上下就打起来，并让所有的劳工围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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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袋里的人被打得凄惨地嚎叫，拼命地挣扎，鲜血渗透到麻袋外边，顺着麻袋滴滴答答往下淌，染红了地皮。小宾得意扬扬地喊着:“你们叫什么，打得不疼，谁让你们跑?!”随后又对三个警备队员说:“咱们比赛打，谁先打死酒的给，于是棒子抡得如飞一样，打得更猛了，直到打得里面没有了声响才罢休。

小宾转回身，又凶狠地看着周围的人说:“以后哪个敢跑，抓回来统统地打死!”然后，又逼着观看的人把死尸扔到大江里。后来陆续又抓回来100多人，这些人的下场和这4名劳工一样，都在各种酷刑的折磨下断送了性命。

在鹤岗煤矿，中国工人毫无人身安全保障，随时都有被抓、被打甚至坐牢丧生的危险。几个人小声说话是“思相犯”，谈论时事是“国事犯”，走路低头是“嫌疑犯”......军警把头看到不顺眼的劳工抬脚便踢，举手就打。

山东劳工李根生因病卧床不起，催工的把头抡起镐把劈头盖脸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支撑着病弱的身子爬到井下，最后惨死在作业场上。矿工李道立因病重实在起不来了，日本把头不由分说，举镐便打，李道立的头部被打破两个窟窿，顷刻身亡。

1938年8月上旬，打入伪富锦日本特务机关、以做杂役的身份为掩护刺探日伪军情报的中共富锦三区区委宣传委员徐化民,因叛徒王书荣出卖，被来自佳木斯的穿着便衣的日本宪兵逮捕。他们把徐化民带到富锦县公泰祥商店的后屋，要他承认进行过抗日活动。徐化民不承认，两个日本宪兵就给他上刑，把他捆起来打。

1933年农历10月16日，伪龙江省拜泉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洗张景芳屯惨案，在大屠杀前，日军和汉奸翻译用木棒毒打村民。那天上午，人们正忙着打场，突然村外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8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闯进了村里。他们都端着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见到男人就抓，无论打场的还是刨粪的，就连过路的、做小头了的，串亲戚的男人也无一漏掉。他们把抓到的人都反绑双解，押进张景芳家的大院里，在院内的门口、东厢房南头都设岗警戒，在院中间，对着人群架着两挺机枪。

为首的日本军官叫黑田，他拄着皮鞘大战刀，站在人群的前面，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姓白的翻译赶紧弯腰“哈伊”了一声，手拎木捧来清点人数他每点到一个人时，就往人们头上狠打一棒子。

点完数，他转过身去，向黑田嘀咕了一小会儿，又来到人群前，大声问道:“谁是当家的?”当天，张景芳外出不在，他的堂弟张老七给他管事，便应声回答说:“我是当家的。”白翻译厉声问:“谁是“凤好’?谁是“六合'?”(指的是“土匪”报号)。

张老七辩解说:“这些都是好人，没有一个“马胡子’!”白翻译瞪了他一下，然后又向黑田说了几句日本话。黑田一挥手，便从他身边走出两个日本兵，拎起木棒狠打张老七。接着又把韩打头的、丁老疙瘩都拉了出来，逼着他们承认是“马胡子”，并问带多少人。他俩说没带过人，黑田就怒吼起来。

两个日本兵抡起木棒，向这三个人劈头盖脸打起来，打得他们在地上翻滚，死去活来。不一会儿，张老七、韩打头的、丁老疙瘩三人的脑袋被打碎，脑浆迸流，当即丧命。随后，日军开始大屠杀，全村共有100余人惨死。村民时焕被日本士兵捅了好几刀，幸免于难。

发布于：天津市